地铁上·偷听

今晚去东单游泳，坐一号线回来。地铁上，我在读一本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西单站上来一对情侣。
男：“刚才那个手机是什么型号的来着？N85？”
女：“N78。记性这么差。”
男：“我当时根本就没记。看了一下，脑子就想别的去了。”
女：“想什么了？”（此处声音很嗲）
（沉默）
女：“想我的那个包，你没买。”（此处声音更嗲）
（男笑肌抽动几下，把手环在女的腰上，女左手抓着男腰间的衣褶，中指有枚小小钻戒）
男: “那个包太大了嘛。。。”
女：“还有那件大衣。。。黑色的那件。。。”
（女滑出男的胳膊，往前一步到地铁的玻璃门前站着，把玻璃门当镜子照）
画外音：复兴门站到了。。。（两男女下车）

此时偷听路人甲继续她对《公众舆论》的阅读。在身旁的路人乙的眼里，她在刚刚过去的西单站到复兴门站的行程中没有翻动书页。然而随着列车的再次启动，她翻到了新的一章，题头的黑体字写的是“第二十四章 新闻、真相与结论”。

听——看——读，世象，我凭一点言语形成我对一对无聊男女的主观判断，尽管我自以为是在对这一幕进行客观呈现。路人乙凭我在地铁上看书的一时行为形成对我的印象，尽管可能与完整的我有所出入，但我永远不得而知。写作者通过文字传播思想，但不同的读者读出不同的味道，因其国家、种族、文化和教育背景、宗教、党派不同，而谁又能说自己所理解的就是作者的本意？

那么，如何得出真相？或者，一对男女引发了我的兴趣，我作为路人甲引发了路人乙的兴趣，如同文字在读者中引起反应，这反应已必然经过主观的加工。

那么，反映世象的新闻呢？在看者与被看者之间，报道者与当事者之间，存在绝对的真相吗？还是，每人一个罗生门？

Walter Lippman

放一段李普曼70岁的演讲词在这里：

【因为我们是具有美国自由传统的报人，我们阐述新闻的方法不是以事实去迁就教条。我们靠提出理论和假设，这些理论和假设然后要受到反复的检验。我们提出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能言之成理的图景，然后我们坐观后来的新闻是否能同我们的阐述相吻合。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相吻合，而仅仅在阐述方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算干得很好。如果后来的新闻与之不符，如果后来的新闻推翻了早先的报导，就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废弃我们的理论和阐述，这是自由的、诚实的人的作为。另一种是歪曲或隐瞒那条难以处理的新闻。
去年夏天，当我在我寓所附近的林间和山坡上散步时，我发觉自己正在遐想对于专于固执己见和每周定期几次发表见解这种差事，将作何回答、作何解释和作何辩白。
我听到批评者们在说：“必须要有那么一个人自以为知之甚多、而对如此众多的事情说三道四，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你写的是关于对外政策。你见着那些每天从全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来的电报了吗？你出席了国务卿及其顾问们的那些碰头会了吗？你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吗？你所谈到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你在唐宁街十号当过政吗？你又如何探听到克里姆林宫主席团的考虑?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个大笨蛋？
“ 那么，你怎么敢对你自己政府和别国政府的政策妄加解释，更不用说擅自批评和反对了。”
“ 再者，在国内事务上，你就真有资格神气十足、绝对正确？当然，国内问题上机密较少些，而且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可以晤谈，都可以问他们最最令人窘困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会是或坦率或诡诈、不一而足。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必须承认，这里即使没有许多机密，也会有许多神秘之处。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今天选民们在想什么，考虑什么和要求什么，到了选举日那天他们又会想什么、考虑什么和要求什么，还有，他们在各种争论、劝诫、威胁、允诺和操纵艺术与领导艺术 的影响下，又将怎样想、怎样考虑和怎样要求。”
这真是来势汹汹。然而我在暇想中，不费什么周折就战胜了这些批评。
我对批评者说：“伙计，你可要当心，如果你再继续下去，你就会让人看到，我们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共和体制中生活、并且人人都应当被允许投票选举，而这一切竟成了荒唐可笑 的了。你就会否定民主原则本身，这一原则坚信局外人应当独立自主于当局者。由于你得出了这种结论，那些因为是局外人而成了大笨蛋的人民，就没法来管理他们自己了。”
批评者又反问：“更有甚者，你将证明甚至连当局者也没有资格明智地管理人民。因为当局者人数很少，也许最多只有四十人，他们能看到 （或者起码是有资格看到）雪片般飞往国务院的电报。当你想到这点时，又有多少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和市长能看到你所谈论的这些电报呢？他们对于应当由谁来领导我们的事情，都有强烈的见解。
“你是否意识到，在大多数世界事务中，我们全都是局外人和大笨蛋，甚至那些身居高位的当局者也是如此？国务卿可以看任何一份他感兴趣的美国文件。但是他看了其中的多少呢？就算他看了美国的文件，他也不能看英国的、加拿大的、法国的、德国的、中国的和俄国的。然而他必须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同和平和战争利害相关。国会是看不到多少文件的，但是国会对这些决定也要做出自己的决定。”于是，在我的暇想之中，我便认定这位出言锋利的批评家对于人类普遍的无知程度采取了一种十足的低姿态。然后我对他进行反击，并措辞得当地为华盛顿记者的存在进行了辩护。
我说：“如果国家是在人民的赞同下得以管理的，那么人民对于管理他们的人要求他们赞同的事情必须就要形成见解。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他们是靠听收音机和读报纸，看看记者们对于在华盛顿、在全国以及全世界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们些什么。我们记者在这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兴趣所及的某些领域，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他和他的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