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笔记【《南方周末》2009年2月26日 第1306期】

零散记了一些。文章细细读过，记是记不完的。

【时局】《拍卖圆明园铜兽首案原告律师任晓红：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官司》
本报记者：孟登科 袁蕾 发自法国巴黎
《法国民众看铜兽首拍卖》
本报特约撰稿：张博 刘敏 发自法国巴黎
《圆明园的道德故事》
梁文道

19世纪法国作家埃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的遗言：“我希望，给我一生带来幸福的艺术藏品，不会掉进博物馆这座冰冷的坟墓。我希望在拍卖师的锤下它们四处绽放飘散。”
2月21日，法国已故时装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Laurent）和其同性恋人皮埃尔·贝尔热（Pierre Bergé）私人珍藏艺术品拍卖前预展在巴黎大皇宫(le Grand Palais)的克里斯蒂拍卖行（CHRISTIE’S）举行。
在预展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圆明园铜兔首和铜鼠首是佳士得拍卖手册上唯一没有标价的卖品，只是注明接受价格咨询。
在法国，除了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民众对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历史鲜有了解。这段历史背景，被反复写进中国中小学课本，而晚清近代史也初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中国民众倾向于从民族情感的角度声讨圆明园兽首拍卖，而法国民众则倾向以法律为理性评判标准。
2月25日，兔鼠铜首在巴黎佳士得拍卖会上分别以1400万欧元的价格被买走。

2月23日，法国开庭审理关于中国文物的诉讼。原告是“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APACE）,其注册地是在巴黎。原告聘请的律师是华裔法国律师任晓红及其合伙人法国人沙叶赫。被告席上是七名代理律师和一名检察官，分别代表法国文化部、佳士得公司和皮埃尔·贝尔热。法国巴黎大审法院最终驳回“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APACE）要求紧急中止法国佳士得公司拍卖中国圆明园兔首和鼠首铜像的申请。

拍卖圆明园铜兽首一事，在法国诉诸法律要求中止拍卖，在法律上是不可胜的。没有一个法律说可以保护150年前被偷来的东西，没有一条相关的国际公约是被法国议会批准的，所以在法律上依据为零，无论怎样辩护，无论谁来辩护都为零。外交部发言人还在讲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实际上，法国议会没有批准这个公约，对法国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即使适用国际公约，溯及力也是50年，不是150年。
任晓红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讲，这次诉讼，是象征性的。”法国每年都有新开的博物馆，源源不断地搜集新的文物进来。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的主席高美斯（Bernard Gomez）写一篇文章说，法国的博物馆被迫每年建新馆，就是为了陈列那些从中国刚被偷回来的文物，甘肃出土的文物，战国春秋时期的文物，你去法国人家里，他会跟你说我这个糖罐是汉代的东西。
当一个物体成为文物，它就已经成为文化历史的实体，它的价值来源于历史背景与文化厚度。为什么中国的文物一直在向外流失？在文物流失之前我们做了些什么？当圆明园铜兽首成为媒体喧哗的又一热点之时，珍视、维护尚未流失的文物更具有现实意义。

【阅读】《我的2008书单》
黄昱宁（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
《中性》 (美)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著，主万 叶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
主人公是个双性人，在这本书的中间一页，这个美国籍希腊裔家族迁居到底特律一条叫做“Middlesex”的街上。无论在结构还是内涵上，这都是整本《中性》的中点，瞻前可见浩浩荡荡的家族传奇，顾后重在窥探个人心理演进。贯彻小说始终的是作者“居中”的自觉意识。

这本书是我一直想读都未读的书。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 （英）麦凯布著，韩玲等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
这本书是写电影导演的，但说的远远不止电影，这本书是一个人的传记，但绝对不仅仅是传记，它重新书写那个据说是很迷人的1960年代。那个1960年代以1968为核心，以法共的同路人萨特为旗手，以暴力和反人道主义为时髦。在那个1960年代，毛语录红宝书挥洒出我们1966年惊恐记忆，然后那套毛泽东说法弥漫到巴黎，被萨特等人吞进吐出，其烟雾熏陶和滋养了在巴黎街头安全地扔石头的左派学生。在西方和中国讲评1960年代说书人中都比较少见的是，本书作者明显对那个年代时髦的暴力行动和美学的暴力秉持一种间离和反思态度。想起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到那个安迪·沃霍尔画的六七米高的毛泽东画像，其中流露出的被强力形象所慑服、所压迫的心理与今天大陆的画家王广义、隋建国等诸多人作品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戈达尔、安迪·沃霍尔是在三十多年前的大洋彼岸，这里的当红当代艺术家是在所谓“文革”结束后的今日、在中国大陆营造和兜售毛形象。

想起戈达尔拍的那部《中国姑娘》电影，60年代，同样是喧哗骚动，对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

【阅读】《记忆的理由》 2008年年度好书（非虚构类）主题书评
启之

作者说其心目中的好书是“三有”，即有思想有知识有现实意义。用这把尺子去衡量近30年出的书，得出结论：1980年代的书可以说是“三有”，1990年代是一有二无（有知识无思想无现实意义），新世纪的书干脆“三无”。
作者说徐贲的这本《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就说得上当今之世偶尔出现的“三有”。
在读中！